冬至

《冬至》是一部犯罪电视剧，剧情围绕银行会计陈一平和刑警蒋寒展开。陈一平协助警方调查一起库款盗窃案，并发现了薛非的秘密。然而，薛非突然自杀，让陈一平感到不安。他决定辞职，但收到一张神秘的软盘，里面的内容让他感到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。与此同时，蒋寒在调查薛非的死因时取得了突破，相信薛非的死背后隐藏着一场阴谋。陈一平已经踏上一条不归路，他只写下了2002年12月20日的日期，心惊胆战地面对冬至的深夜。

这篇剧评可能有剧透

　　《冬至》是管虎在2003年拍摄的作品，印象中，这部戏当年收视率还不错，但我那时在读大学，正处在装逼的高潮，对各类连续剧一概嗤之以鼻，并没有看。如今我已经工作多年，人日渐平庸，面对这样一部极尽揭露人心欲望的片子，才深深体味到其中的绝望。陈道明饰演男主角陈一平，陈瑾饰演其妻子戴嘉，这部片子的戏码主要就围绕他们夫妇展开。毫无疑问，这二位的演技是没的说的，那么，这部片子除了演员的演技，究竟是什么令我这么喜欢呢？
　　最主要的理由，是片子淋漓尽致的展示了两个普通的小市民，一步步释放自己的压力，释放内心的欲望，直到疯狂作案，直到自己无法承受自己的作案，最终人格轰然倒塌，人性彻底崩溃的过程。这部片子貌似深刻，其实并不深刻，甚至恰恰相反，《冬至》十分浅白、甚至迫不及待的通过另一个男主角警察蒋寒的旁白，直接向观众进行道德和人性的说教。更不必说，从“冬至”这个片名，到陈一平常常去的废墟，到“史努比”等等这些过于直白的隐喻。因此，《冬至》的魅力在于陈一平夫妇一步步滑向死亡和疯癫的过程，这是一种艺术的、美学的、诗学的魅力，而非哲学的、史学的、理论的告白。
　　因此，几乎每一位观众都对这两个小市民的行为印象深刻。陈一平看似憨厚老实，他写日记，听莫扎特的歌剧《魔笛》，在单位被人欺侮而处之淡然，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，但他其实是在主动的压抑自己，他只是没有机会和足够的胆量反戈一击或行凶作恶；戴嘉则贪恋蝇头小利，毫无远见，在庸常小事上貌似精明强干，却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和大局观，具有城市小市民的典型的愚蠢。陈道明和陈瑾把这两个角色确实演活了，作为观众，我其实并不在意情节，我只关注这两位的行为，就像我在偷窥身边的某个同事、领导、同学、朋友，直至在某个时刻突然反躬自省，扪心自问，这种震撼可不是那种满足于讲故事的影片所能给予的。
　　我非常喜爱拉威尔的音乐作品《波莱罗舞曲》，这个曲子只有一个主要的旋律主题和答句，起初，这段旋律只由小提琴和大提琴以极低的音高演奏，逐渐的，更多的乐器加入进来，音乐强度越来越大，音色越来越丰富，到了后半段，那个旋律已经演变成恢弘的管弦乐。《冬至》的叙事与此十分相似，陈一平夫妇对银行款的盗取就是主要动机，钱越来越多，事情越来越复杂，直到两口子走向末路。但是，其他的角色也没有置身事外，无论是柯振华、郁青青这对自作聪明的罪案分子，还是刘家善等自作聪明的银行职员，还是陈一平整日偷窥和打骚扰电话的邻居，甚至蒋寒、谢嘉华等警察，他们同样逐渐走向了癫狂，加入到在这个小镇寒冷冬季里的大合唱。到了片子的最后几集，观众不知不觉也加入了进来。等你看完全剧，关上电脑，回想起《冬至》的最初几集，你会觉得不可思议，觉得荒诞，觉得这个片子是不是逻辑有问题，是不是充满了不可能的巧合。你开始觉得这个片子漏洞百出，根本不是一部合格的罪案和推理剧。
　　但是，如果真的这样想，那就错了。
　　与管虎多数作品一样，《冬至》也是那种披着现实主义外衣的艺术片。因此，用过多的逻辑推理来衡量本片，可能是走错了路。《冬至》揭示的是那种普通人——有欲望也有压抑欲望的理性，有作恶的动机也有行善的本能——在日渐压抑的社会中的处境。陈一平不是坏人，所谓的“坏人”，可以定义为做了坏事但良心上很坦然的人。陈一平是普通人，所以他在作恶之后才会良心上充满煎熬与痛苦，一件“坏事”足以让他从此再也无法安静的下一盘棋、听一次《魔笛》，最终走向疯癫。
　　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普通人。陈一平走向疯癫的原因，是压抑的社会突然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。一个小小的，可以盗窃银行存款的口子，就足以让兢兢业业工作二十年的陈一平沦陷，反衬的是什么呢？难道是陈一平的脆弱？难道是编剧的夸大其词？当然不是，这反衬的恰恰是整个社会对普通人的压抑：金钱、情感、社会关系、家庭生活等各种方面的压抑。陈一平缺钱，被妻子的“淫威”束缚（他与杨婉妤的关系本质上是婚外恋），无力给女儿更好的生活，在单位升职失败，生活在邻居的偷窥中等等，诸种厄运虽然集中在陈一平身上，实则是社会上林林总总的个人烦恼的总和。就我个人的观察，自从工作之后，我身边所有的人总会有一两种陈一平的烦恼。而这些，就是我们这些被抛入社会的普通人的真实处境。
　　因此，考量《冬至》在罪案方面的逻辑自洽与否，意义并不大。作为银行从业者，可以说《冬至》对银行这一行业的演绎充满着谬误，但这与那类穿越、瞎编乱造等完全不同。因为这压根就是一部艺术片。管虎的很多作品都是如此，就拿他最负盛名的连续剧《民工》来对比，《民工》和《冬至》都频繁出现“工地”这个场景，这一十分“写实”的影像符号，恰恰透露出两部戏的“浪漫气息”。因为“工地”是一个变迁中的城市的绝佳象征，在压抑的城市中，工地充满着动荡不安，充满着不安全感，因此成为压抑的城市里的野性之地。
　　《冬至》的艺术细腻，还体现在许多镜头的考究上，例如第二集戴嘉听说丈夫的银行遭劫了，她从办公室跑出来，一路小跑，跑到大门，蹬自行车，第一次没蹬上，第二次蹬上了，自行车歪歪斜斜的骑出了巷子。这一系列动作是一个长跟镜头完成的，陈瑾也是一次性表演的，虽然这个镜头并不多难，但的确是很具冲击力的镜头。而片中此类长镜头，或用景深同时进行多个叙事等比比皆是，体现出导演的能力和用心。
　　《冬至》把小市民刻画的太妙，也正因此，把几个警察刻画的太简陋。蒋寒反复说，自己和陈一平如何如何相似，但全剧并没有表现出他与陈一平的相似处。他还是太伟光正、太高大上了。作为陈一平的同类反面，蒋寒可以做到用自己的理性、德行或知识来控制欲望，但在戏中，这些并没有被表现出来，蒋寒只是简单的出于本能——或者更直白的说出于编剧的设定——战胜了自己小市民的一面。因此，蒋寒的确是《冬至》的薄弱处，以至于会让我这个银行从业者抱屈：论起行业的监督管理和从业者的素质，中国的银行业可比公安系统要清白、自律、坦然的多。